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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广网北京3月3日消息(记者 马可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将于3月4日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委员、红杉中国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带来了5份提案，涉及绿色低碳技术变革、发掘农业微生物应用潜力、药物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提升、加大脑科学研究应用、制造业“数智化”转型等热点话题。
沈南鹏委员是唯一一位来自创业投资领域的全国政协委员。他创立的红杉中国长期关注前沿科技和基础科学领域，投资了大量科技和医疗企业。因此，通过科学技术创新与科研突破来解决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是沈南鹏委员提案的一大特点。
在关于“双碳”的提案中，沈南鹏委员建议要加快绿色低碳科技革命，必须强化应用基础研究和加快先进适用研发技术，进一步推进绿色能源、绿色工业、绿色消费等所有的环节的重大战略技术研发储备；
在关于农业微生物的提案中，他建议从学科研究、应用推广和政策扶持等多维度充分发掘农业微生物的应用潜力，推进高产优质、绿色高效现代农业发展；
在关于药物创新的提案中，他建议从提高创新药基础研发配套环境、提升药物研发流程效率、加强政策精准扶持引导出海等方面，帮助中国药企从跟随创新向源头创新转型；
在关于脑科学的提案中，他建议从检测技术开发普及、数据库建设、前沿技术探讨研究等方面，加大脑科学研究投入，抓住当前老年脑疾病预防干预的关键窗口期，推动改善老年脑健康管理；
在关于提升制造业“数智化”转型的提案中，他建议深化工业数据开发利用，从基础层、平台层、应用层持续强化工业大数据的集成应用和生态培育，才能实现为制造业切实处理问题和创造价值的高阶目标。
基础科学研究的突破，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推动社会经济绿色转型的必要条件。结合“双碳”目标需求，要进一步加快绿色能源、绿色工业、绿色消费等所有的环节的重大战略研发技术储备：
从能源领域来看，必须依靠基础研究突破来应对能源结构重大调整带来的挑战。首先，要实现大比例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发电，逐步降低风、光等清洁能源的发电成本，必须依靠异质结、钙钛矿、高温超导材料等基础结构和基础材料的突破创新；其次，当风光等不稳定电源成为供电主力时，要保障电网系统的安全稳定，必须将现在的“坚强电网”改造成“智能柔性电网”，通过大量基础研究和科学技术创新，引入AI和能量路由器，增加多维度的储能单元，实现源网荷储各环节的智能、柔性调节。最后，未来的碳中和愿景，必然需要更多元化、更高承载能力的新能源技术，如氢基、氨基能源等，这些技术的商业化都有赖于长期、持续的基础研究投入。
从工业领域来看，必须依靠深度技术变革来引领“绿色工业革命”。作为能源消费和碳排大户，未来高耗能工业的基础逻辑会将低碳甚至零碳作为主要目标，这将直接颠覆工业体系的所有的环节：原材料方面，碳纤维、新型合金等高性能材料，大量可再生、可降解材料将为工业生产提供巨大的节能降耗空间；工业用能方面，功率半导体等新一代电力电子技术，可有效支撑从煤到电驱动的再电气化改造；绿色工艺方面，国内一线钢厂已开始布局氢基竖炉，基于生物合成技术，绿氢、绿氨等原材料的绿色化工和冶金工艺都在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中；工业装备方面，物联网、AI等技术未来将迎来在工业领域的发展热潮。
从消费领域来看，必须依赖新技术的发展，为广大购买的人提供经济和社会价值双满意的选择。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例证，即低碳、零碳技术可在降低排放的同时，提供更好的体验和更低的成本。未来随只能网联、V2G等新技术的应用，绿色能源和消费场景互动的空间将进一步拓展。而在绿色建筑、可降解塑料等消费领域，基础研究和科学技术创新也会在未来帮我们找到低成本和低碳的最优组合。
强化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加快绿色低碳科技革命，必须强化应用基础研究和加快先进适用研发技术。因此建议：
1.健全基础研究任务征集机制，地方政府组织产学研共同研判前沿技术方向，形成符合属地产业目标的科学问题库；
2.在国家重点研发专项基础上增设子专项，支持面向工业应用的首发场景、示范推广、流程再造、共性支撑等技术突破；
3.碳中和课题立项和结题中将ESG理念作为重要考量标准，引导研究成果关注环境社会影响。
1.加快国家低碳转型基金成立，以母基金形式为主带动更多市场化机构参与，撬动社会资金投向清洁低碳能源各环节的关键技术探讨研究领域；
2.结合产业禀赋各级政府设立碳中和技术创新引导基金，通过政府绿色投资信用担保等方式，吸引多元化资金投资低碳项目；
3.鼓励有条件的重点企业与政府共同设立科技计划，联合出资资助关键技术工程化验证、户外可靠性等产业界关注的应用研究。
1.扩大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促进绿电应发尽发，带动前端清洁电力技术应用扩大；
2.加强柔性输变电和多场景储能标准制定完善，增强同现行电力系统适配性，以标准统一促进技术规范和推广应用；
3.支持工业化关键脱碳技术的中试项目，优化对企业设立中试项目的审评审批；
4.推动更多行业主体纳入碳交易体系，支持各地碳交易所在配额分配、履约、企业所持配额结转等方面逐步做好与全国碳市场的规则统一和低成本衔接。
微生物资源对促进可持续农业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微生物既是调控土壤健康质量、增加土壤肥力的重要抓手；也是农业减排降碳、改善土壤生态的有力贡献者，在农产品工厂化生产方面也具有相当的优势。随着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保护在2020年首次被提升为国家战略，农业领域以开发利用促进微生物保护的任务更为迫切。但当前还存在一些短板有待补齐：
一、农业生物资源开发重“动植物”，轻“微生物”：当前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关注，更多集中在农作物和家畜等可获取食物、营养和药用的物种上。但事实上，农业环境中微生物数量巨大，土壤中80%的有机质来源于微生物，目前农业生产中对微生物在作物增产、植株抗病、生态修复等方面的价值普遍认知不足，成功产业化开发的微生物菌种相对较少。另外，微生物在土壤碳封存中的关键作用同样未得到重视。
二、农业微生物菌种保藏有待加强，作为市场主体的微生物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需要专业的保藏技术和特殊的保藏设施。作为唯一的国家级农业微生物保藏机构，中国农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心保藏菌种2.3万株，仅为海外发达国家同等菌种库保藏量的1/4。由于企业研发投入相对不足，大量有科学价值和应用前景的农业微生物种质资源面临污染、退化、灭失和专利侵权等风险。
三、受制于成本和肥效稳定性等因素，微生物肥料的市场接受度落后于化肥、农药等化学品：就价格而言，微生物肥料普遍比化学肥料更贵；就肥效而言，微生物肥料见效需要一段时间，且在生产施用环节中对环境要求比较高。考虑到农作物附加值，农民对生物菌肥接受度和施用积极性不算太高。
充分发掘农业微生物的应用潜力，对推进高产优质、绿色高效现代农业具备极其重大作用。建议如下：
1. 建立跨学科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支持微生物学、遗传学、基因组学、农学等科研人员共同开展农业微生物应用基础研究；
2. 推动形成饲料发酵、农业废弃物无害利用、土壤改良和污染防治等子专项，资助相关领域微生物资源发掘利用研究。
依托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和服务组织，通过将微生物肥料列为主推技术示范任务、开展田间效果试验讲解等方式，加强微生物产品的应用宣传推广；
菌种选育优先支持促进固碳功能的关键菌株挖掘利用；加大对可用于食物和饲料的微生物蛋白质生产技术的长期研发支持，逐步降低畜牧业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参照深圳国家基因库政企合作经验，建议国家以容量、技术设施等标准遴选一批具有成熟保藏条件的企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或补贴形式，共建新型菌种保藏库；
建议农业农村部制定更全面的农业微生物资源目录并更新发布，为研究各种农业微生物相互作用与发挥效能提供基础支持；
优化农业微生物专利菌株鉴别判定的方法和侵权判定标准，明晰基因序列相似程度达到何种比例即可认定为同一种微生物，加强创新菌株保护。
参考生物有机肥免征增值税先例，将生物菌、土壤修复剂等纳入免征增值税范围；设立微生物肥料分级补助制度，根据微生物肥料中化肥占比不同分级给予补贴；
进一步完善微生物肥料肥效评价体系，将有效活菌进入土壤后定殖性、抗逆性、增产效果等纳入生物肥料标准体系；
药物研发应以患者需求为核心，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已成普遍共识。当前我国新药研发与国外差距进一步缩小，但靶点扎堆、适应症集中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为更好实现从跟随创新向源头创新转型，应重视引导创新药企跳出传统固有思维、破除研发掣肘：
一、药物研发追逐热点，研发策略如何围绕疾病导向仍需“补课”：当前我国的新药研发主要通过“跟”“改”“买”等路径，集中在已发现已验证、研发失败率低的跟随创新层面，虽不失为一种解决药物可及性的合理模式，但有可能会出现相同靶点药物扎堆，研发资金投入产出效率低等不足。使患者更早更快获得有效治疗、全新适应症定位等也是创新的重要方向，这要求药物研发目标由药物转换到患者，围绕疾病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研发策略整体设计。
二、药物发现的创新路径不足，成果转化中如何用好存量成果知识和新技术仍待加强：当下创新更多集中在易成药靶点上，仍有广阔的新药靶点和疾病领域可做源头创新：一方面过去数十年全世界内积累了大量基础研究成果，却只有极少数最终实现成果转化为药品。另一方面海洋药、植物药也都是未来可成药重要来源，但当前开发有限；与此同时新技术可为药物创新提供动力，如AI在药物研发需要大数据分析和高通量测试的阶段已显示出一定优势，比如设计与寻找新化合物，化合物与靶点的复杂组合关系，预测药物体内分布与代谢等。
三、做强创新药需具备国际市场立足能力，但当前药企出海仍要突破多重困难：突破性的创新药有助于敲开海外更广阔市场的大门。当前国产创新药中外双报和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慢慢的变多，但出海挑战也很大：如从中国新到全球新的创新思路的转变、海外注册性临床试验以及销售的投入金钱高昂，头对头试验费用较高；欧美市场医学传播和用药习惯同国内有所差异，国产创新药的产品渗透和医患信任建立需要时间。
为了让患者从无药可治到有药可治，再到有药可选，需要更好实现新药研发和解决临床需求的共同进步，同时也是提升中国制药国际竞争力的必经之路。因此建议：
1.在国家和省地政府层面设立适合药企与高校等科研机构共同申请的科研资金，出台更多税收激励等政策拓展社会化非盈利机构对药物研发加大资助；
2.加强对高校等科研机构科研人员新药研发的知识产权保护，探索将专利转化运用纳入高校职称评定、绩效考核等评价体系，鼓励以知识产权绩效带动药物创新的科研转化；
3.围绕“出新药”，鼓励科研机构更多进行横向合作及外部创业，从资金与资源端有规划的倾斜支持开发创新机制与靶点，创新化合物与生物药，创新平台技术等原创开发；
4.将临床试验条件和能力评价纳入医疗机构等级评审，对于全球新的靶点/药物给予临床资源的优先权，推动企医协作建立数据共享推动药物研发。
1.根据国内外监管批准动态，进一步加快更新临床指南，收紧跟随者时间窗，政策上鼓励药企提升立项和临床研究能力；
2.进一步优化药品进入临床前的会议沟通机制，提前介入原研药的研发整体策略制定并提供指导，进一步明确关键性临床设计的科学性，提升临床资源利用效率；
3.对AI在加速创新药研发中的技术运用，包括设计优化药物分子、指导临床试验方案、开发生物标记物等，建议在药物审批中给予更明确的政策支持。
1.针对尚未加入ICH但市场容量大的新兴国家，建议药监部门探索协调临床试验数据互通认证可能性，降低企业进入的经济时间成本；
2.在推动多中心临床研究伦理协作审查、研发用物品通关便利化、熟悉欧美监督管理体系和ICH标准的人才实训等方面提供监管和政策支持。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64亿人。在众多老年健康问题中，脑相关健康问题是造成老年人疾病和负担的重要原因之一。考虑到脑疾病药物仍存巨大空白，加快开展更多关口前移的脑研究势在必行。以中国脑计划为代表，脑科学在我国已进入到全新发展阶段，但在应用实践层面仍存在部分问题：
一、脑健康疾病易被忽视，缺乏有效的早筛体系：研究显示：中国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群体日趋庞大，且随年龄上升患病规模可能会进一步增加；防治老年群体脑疾病，重在早筛早诊早治。以阿尔茨海默病为例，早期预防可降低35%-53%的患病风险；但当前一方面大众对老年认知障碍疾病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主动就诊率较低；另一方面缺乏简便易行识别早期筛查手段，导致大量早期脑肿瘤、帕金森等病患无法确诊，错过最佳干预阶段。
二、识别脑健康风险的数据积累较少，数据库建设仍较为薄弱：早期诊断干预方法开发需从大量健康和高危受试者收集数据。但当前我国基于大规模人群的长期脑部健康记录数据不足，体检普遍不包含定量脑功能测试；此外治疗靶点、生物标记物对标国际研究跟进不足，以脑健康、脑疾病为主题的全国性队列研究仍偏少等，导致脑健康数据库的样本规模和代表性都受到限制。
三、脑科学的研发资源共享有待提升，本土研究优势仍待发挥：脑科学相关疾病研究诊疗都需要更加多基础研究的突破。从事脑科学相关产业，需要大量动物模型、精密昂贵仪器设施、高强度科研人才积聚。但当前我国脑科学实验室数量约为海外发达国家的1/10，动物资源库共享程度待提高，脑科学本科教育设置较晚，依赖平台支撑的大科学项目协作和平台建设仍较薄弱，同时，我国非人灵长类丰富、脑疾病临床资源多样性等优势有待进一步放大。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是老年脑疾病预防干预的关键窗口期。加大脑科学研究投入，推动改善老年脑健康管理，具有巨大社会和经济意义。建议如下：
1.建议科技专项支持低成本新型检测研发技术，如生物标记物（蛋白示踪剂、血液中生物标志物等），血液、尿液筛查，神经电生理（多导睡眠监测、脑电图、事件相关电位）等更方便可行的方式；
2.鼓励有条件地区将认知功能、抑郁、脑肿瘤早筛纳入基本公卫服务项目，调查研究基层医卫机构早筛开展能力和技术难点，推广易操作、高精度的快捷认知障碍筛查量表；
3.社区卫生机构加大对早期防控宣传力度，一二级医院设置初筛门诊，三级医院设置专病门诊，提高主动就诊率，优化转诊机制，及时检出并重点服务认知障碍高风险人群。
1.推动队列研究标准化和规范化，鼓励各个地区政府通过医学创新研究等专项推进脑疾病相关队列研究，积累更多影响记忆和认知功能的长期数据；
2.建立各项脑功能指标随年龄的正常分布和异常界定标准，服务临床前瞻性收集，从丰富测量维度、建立细分化研究亚群常模等方面完善数据库建设；
3.简化脑科学研究临床伦理审批流程，推动设立多中心临床试验平台，推动脑科学相关临床研究与产品落地应用。
1.聚焦重大脑疾病临床治疗，对神经调控技术新方法、新模式加大资助，支持类脑智能与AI、脑机接口、可穿戴等在脑认知脑疾病中的集成应用；
2.发挥中国主导制定ISO/IECJTC1首个脑机接口国际标准的优势，推动国内脑机接口标准统一化建设；
3.简化申请手续、减免费用，加大国家超算中心对脑科学海量数据分析处理的技术支撑；
4.在脑计划支持下，探索设置实验动物平台资源共享、尤其是非人灵长类共享平台的研究机构合作路径。
数据是制造业与信息技术融合的重要基础资源。近年来，我国在工业大数据引领和催化方面发展迅速，在集成应用和生态培育等多领域成效初现。但相对于为制造业切实处理问题和创造价值的高阶目标，当前工业数据的开发利用仍存在不少挑战：
一、从基础层来看，工业数据的采集和如何形成闭环支持生产流程，仍是限制数据价值释放的重要短板：工业制造会生产大量数据，然而工业设施种类众多，工业数据来源和制式更复杂，数据多源异构、通信协议兼容性不足，导致大量数据沉睡在“哑”设备内难以采集；采集到的数据也难以形成闭环反馈到企业的生产调度中，对产线上的设备控制、参数调节、物料调度等优化工艺和排产的实质性支撑不足。
二、从平台层来看，工业制造的领域知识和智能建模等数据处理能力的提供者存在脱节，专家经验无法有效固化到软件平台：作为制作的完整过程中的副产品，数据本身并不能创造价值，只有打通数据与制造知识的链路，解决“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下一步发生啥、怎么样改进优化”的真实业务问题，才能满足工业公司的需求。这就要求数据背后的专家知识和机理分析共同发力，构建有利于算法识别的特征。当前制造企业虽拥有较为丰富的工业制造专家知识，但数字化机理模型更多产生于高校、研究所的实验室，与工业知识缺乏融合，导致许多模型难以满足实际应用需求。
三、从应用层来看，多集中在“可见”场景，对“不可见”的复杂、不确定性工业场景应对不足：工业中的问题可被分为可见与不可见两类，当前大多数的数据功能实现都聚焦在解决可见问题，如设备定期维护保养，产品质量抽检等，对设备关键组件衰退、非预期停机、工艺过程与质量关系不清晰等隐性问题缺少量化显现，难以满足工业应用对象差异大，工况管理、资源匹配不确定等具体场景化管理的要求。
当前工业大数据价值创造还处在起步阶段，服务制造业快速迭代、持续优化潜力巨大。为更好解决工业公司实际问题，逐步提升制造业数智化水平，建议如下：
一、加快推动工业传感器和通信协议兼容适配，以技术改造和新技术强化数据支撑能力
1.建议有关部门牵头，支持解决异构数据联网的技术试点示范，鼓励优先在增量国产工业设备中推动不同协议和接口兼容；
2.在重点制造业遴选一批智能示范工厂，推动以关键工序数控化、生产线柔性适应等技术改造工程，组织发布以智能调度和精准控制促进生产制造等业务流程改进的优秀案例集；
3.整合行业资源，推进数据脱敏、差分隐私、同态加密等隐私计算技术在工业数据安全共享的落地应用。
二、以专精特新企业为依托，探索数字科技与工业制造知识融合推动数智化的新路径
1.工业互联网产业集聚区优先探索设立专项资金，以政府购买服务、制定推荐目录等方式，为辖区内的专精特新企业精准诊断数智化需求；
2.支持专精特新企业独立或联合设立研发机构，条件成熟地区可采取定向委托等形式，组织专精特新公司参与共性基础技术软件化、复用化攻关；
3.扩大工业网络技术转化和场景应用的专项，组织高校和专精特新企业一同申请，结题考核加入转化预设计、商用效果评估等环节。
1. 优化工业大数据应用试点示范的审评标准，支持能解决实际问题（如工艺改进、节能降耗、订单增加）和具备细分行业经验知识软件化的企业入选；
2. 培育适合中小企业特点的数字科技服务商，通过遴选基础共性工业App和征集发布轻量级数字化解决方案等，降低多场景应用的开发和部署成本；
3. 鼓励金融机构为制造业数智化转型提供精准服务，为转型中的工业公司和提供数智化服务的数字科技企业来提供适当的金融支持。
沈南鹏带来了5份提案，涉及绿色低碳技术变革、发掘农业微生物应用潜力、药物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提升、加大脑科学研究应用、“数智化”转型等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