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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福庆（1882.7.28-1970.11.29），字克卿，祖籍厦门，生于江苏江湾镇（现属上海市虹口区）的基督教牧师家庭，国家一级教授，我国现代史上卓尔不群的医学教育家和公共卫生学家，是中华医学会奠基人之一，也是湘雅医学的拓荒者。在兄弟姐妹五人中，颜福庆排行第二。6岁时，其父感染伤寒去世。从7岁起就寄养给伯父颜永京（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创办人兼校长，民国外交家，北洋国务总理颜惠庆之父）。
老祖宗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颜渊，与兄长颜惠庆（外交家）、颜德庆（铁道专家）曾并称为“颜氏三杰”。这一显赫的家族在20世纪中国现代化初期的宗教界、教育界及医务界有重大影响，为推动中美文化合作和友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896年，圣约翰书院创办医学部，上海同仁医院（St.Luke’s Hospital）为教学医院（同仁医院创办人吴虹玉牧师为颜福庆之舅）。圣约翰大学是当时全上海乃至全中国最好的一所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府，学校中的医学院更是以出色的西医医术闻名。
1903年入上海同仁医院当实习医师。与曹秀英在教堂举行婚礼（曹秀英1882年出生于上海一富裕的基督教家庭）。
1904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同年，前往南非担任矿医，为华工治病年余，深受矿工们的尊敬，1905年回国时矿工们集体赠送给其一枚金质纪念章。
1906年，颜福庆被选送到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二年级就读。耶鲁大学是全美第三古老的高等学府，在世界大学排名第八名。颜福庆接受了严格而系统的医学教育，成绩优异。求学期间，为了支付昂贵的学费、减轻家里负担,颜福庆打零工推销茶叶赚取生活费。
1909年的《耶鲁大学年鉴》中,我们正真看到了当时这个班级的同学面孔一一全班15名学生中,有14名是白人,而颜福庆是唯一一张东方面孔。
1909年颜福庆凭借研究结核诊断的论文，以耶鲁大学医学院“(cum laude)优秀博士毕业生”的最高荣誉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亚洲首位获得耶鲁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人。同年被吸收为美国自然科学会会员。
1909年，他又到英国利物浦学院攻读热带病学，并且在极短的时间里就获得了热带病学的学位证书。
留美期间，颜福庆在参加社团活动方面表现得较为积极。他在耶鲁期间加入了耶鲁学院的重要基督教传道组织“雅礼协会（雅礼协会是耶鲁校友建立的非盈利组织，是美国最早推动学校与中国合作的组织）”，并为之服务20余年。日后，颜福庆在中国医学领袖地位的奠定，也有赖于该组织的大力支撑。
湖南，是颜福庆博士进行医学教育探索与实践的起始地，也是他“公医制”“预防为主”“为人群服务”医学教育方法的理念形成的重要发源地。
1914年春颜福庆（右一）、胡美（右二）等人在北京筹组湖南育群学会时留影
1910年2月27日，颜福庆由汉口码头抵达长沙，一位不到三十岁年纪的瘦削年轻人。胡美（Edward H. Hume）博士（1876—1957）对他的到来感到异常的欣喜。进入雅礼医院工作，主持医院的外科工作，同时在雅礼大学堂教授卫生学。长沙雅礼医院是受雅礼协会指派来中国传播西医的胡美博士在1905年创办，已经苦苦支撑了5年。当时中国人惧怕西医，西洋医生穿的白大褂被认为是出殡的丧服，普遍不为人们所接受，甚至把西医塞进嘴的体温计看做是下毒，问诊者寥寥。颜福庆凭着一张东方面孔，让当地百姓有了亲近感：“雅礼医院来了一个中国人医生，他医生精湛，为人和善”。因为他，人们慢慢对西医产生了信赖。
1910年2月，颜福庆出席在汉口举行的中华博医会大会，成为中华博医会首位中国会员（博医会早期全部为外籍医生）。但当时中华博医会由外国人把控，对华人医生亦有所歧视，这深深地刺激着颜福庆。汉口医学会一休会，颜福庆和胡美两人结伴回到了长沙。“一流大夫治世，二流大夫治人，三流大夫治病。”颜福庆和胡美，这俩来自不同文化的青年才俊用理解和合作，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了一段佳线年，美国雅礼协会任命颜福庆为永久会员，加大了资助力度。
1911年春，在雅礼医院工作的颜福庆受两湖总督的请求，积极指挥了湖北京汉铁路鼠疫防治工作，他采取了注射疫苗、捕杀老鼠等一系列的控制疫情的举措，防疫工作取得圆满成功，为日后开展公共卫生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随后的几个月内，颜福庆领导着民众取得了阶段性抗疫的胜利。
1913年，时任湖南督军及省长谭延闿（kǎi）决定以省政府名义，与雅礼会合作设立湘雅医学专门学校。
他坚持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医院、医学院，先后创办了湖南省红十字会医院、长沙红十字会看护训练所（现湖南医药学院）。颜福庆在湖南行医办学十七年，和同仁艰苦创业。
1914年12月8日，经过颜福庆等长沙各界人士的不懈努力，在潮宗街中段北面校舍内，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今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前身）及湘雅医院正式成立并于年底开始招生，32岁颜福庆出任校长，胡美任教务长及医学院院长。颜福庆由于独特的跨文化背景，既是美方雅礼会的永久成员，又是“湖南育群学会”副会长、“湘雅医学会”董事会中方董事。这样的双重身份让他成为中美沟通的桥梁，由此开创了中美合作创办高等医学教育的先河，创造“南湘雅、北协和”格局，建立上海医学院、重庆医学院等医学院和中山医院、澄衷医院等医院，持续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医学教育模式与医院管理模式，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医学教育与医药卫生领域的顶尖人才。
学院制定了两年预科、加上五年本科的七年学制。湘雅医学校的各科成绩以70分为及格，淘汰率高达75%以上。学校所有课程均参照美国甲种医学院科目，并使用原版教材教学，教学语言也是英语，临床实习、病理报告等各种医用文本均都采用英文，由此奠定了现代西医学在中国发展的基石。他缔造了“公勇勤慎，诚爱谦廉，求真求确，必邃必专”的湘雅精神。他亲自创设预防医学系，兼任主任，教授公共卫生学，预防医学的思想由此贯穿颜福庆的办学实践。
1915年2月，颜福庆与公共卫生学家、中国防疫事业先驱伍连德等21名中国医师在上海参加博医会大会期间，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推选颜福庆为第一任会长。会址定在上海。当时共有会员 232人。因伍连德要坐镇东北主持东北防疫总处，无法来上海工作，因此在成立大会上，颜福庆被选举为首任会长。中华医学会的成立是中国医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它的诞生，标志着接受英美式现代医学教育的中国医生，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了；标志着西医作为一种日渐重要的行业，在中国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而寻求与国外同行平等对话的平台；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医学进入了新阶段。到今天，中华医学会仍然是中国国家级的医学团体。
1915年11月，中英文并列的《中华医学杂志》创刊，第一卷第一期颜福庆发表《中华医学会宣言书》，该文简述了中华医学会成立的缘起，并逐一阐述了“巩固医家交谊、尊重医德医权、普及医学卫生、联络华洋医界”的学会宗旨。他在文中同时指出：“欧美各国，莫不有医学会社，其政府亦从而保护之、鼓励之，予其种种之权利。我医界同仁，倘能各尽其心，牺牲个人之光阴财力以为本会，则本会与欧美并驾齐驱，亦意中事也。”
其次，学会必须有自己合适的会所，应该成立各专业委员会，同时应普及医学知识、翻译医学书籍、统一中国的医学术语。在西医信用未坚、名誉未盛之际，会员们要相互勉励，维护医生的荣誉和职业尊严。
本届大会上，中华医学会首创了公共演讲制度，颜福庆作了中华医学会历史上第一场面对社会公众的公共演讲,题为“医家之责任”。他在演讲中说：“医者对于社会，固有应尽之天职。即对于医业，亦当担保护之责任”；“对于医界，则以平日经验，胸中蕴蓄，为之镇中流而标正鹄，不许神圣不可侵犯之名誉，稍蒙不洁”；“不许有畏难心、苟安心、登高垄断心，参错期间”；“但欲收福国利民之效，非市政设法以补助之，不可以进行无碍也”。
1917年左右，颜福庆向洛氏基金会申请资助，极为出色地在江西萍乡煤矿完成了钩虫病调查，并用有效的方法使矿工群体中的钩虫病患病率一下子就下降。之后，完成了中国工业卫生史上的两篇开创性重要论文：《湖南萍乡煤矿钩虫病感染报告》和《江西安源萍乡煤矿钩虫病的控制》。这些极大地改善了民众的健康情况，有力推动了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也体现了他毕生倡导的“预防为主”及“公医制”的理念。后来在上海医学院建立之初，颜福庆组建公共卫生科，亲自主持，加强公共卫生教学，大力推行卫生宣教，结合门诊医疗，逐渐开展疾病预防、环境卫生、妇幼保健、口腔卫生等工作。
1921年 11月，美国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与美国有关的医科院校教学质量，确认湘雅医学专门学校与创办于1906年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均为全国最好的医院之一，从此“北有协和，南有湘雅”。
1935年以后，中国实行学位制度，对“湘雅”毕业生授予学士学位，但美国雅礼协会仍以博士学位授予“湘雅”的毕业生。
1924年，在中华医学会第五次大会上，颜福庆在演讲中呼吁：“西医必须大众化、必须中国化。大众化和中国化不应依靠外国医生，而应该由中国医生自己来实现。”
1926年，北伐军入据湖南，发动驱赶传教士运动，湘雅医学院由中方全盘接手。颜福庆已经从当年28岁的小伙子，成长为45岁的中年人。4月13日，长沙饥民掀起著名的全城抢米风潮。雅礼医院虽免于被抢，但颜福庆家被劫一空，耶鲁毕业文凭被毁。颜福庆赴上海向“上海耶鲁俱乐部”求援获捐助后，返回长沙继续行医。
1926年12月15日，湖南排外情绪高涨，颜福庆带着妻儿仓促离去，随船同行的还有胡美及雅礼协会成员和一些湘雅师生。此时45岁的他曾说，“何去何从，我茫然无所适从。”
1926年，在中华医学会第六次大会上，颜福庆呼吁争取将英国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用于发展我国的公共卫生事业，该建议最终被英国政府采纳。
在为湘雅服务了整整18年之后，他带着弟子高镜朗、任廷桂、周诚浒、应元岳、董秉奇等离开了长沙，辗转于汉口和北京之后，他们回到了上海，在那里，他们将继续开创自己的新事业——创办上海医学院。
1928年，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先后改名江苏大学医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担任院长的颜福庆急切地寻找教学医院。同时，他还说服自己的堂兄颜惠庆，将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改为教学医院。在颜福庆的多次游说下，1933年，沪上工商名人叶澄衷之子叶子衡捐出占地80余亩的江湾叶家花园，改建成上海第一所肺结核医疗院，颜福庆兼任首任院长。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大，要务之一，就是国民要有强健的体魄，强身之道，则在医学的基础，因此，在中国创办医学院，改变中国医疗卫生现状刻不容缓。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中国人自主独立创办的医学院，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1928年7月，在吴淞创建中国第一所农村“卫生公所”，创建了公共卫生教学实验区，这也是中国首个农村卫生实验区，积极开展城市和农村卫生工作，且坚持始终。为了方便教学，颜福庆曾住在学校附近的吴淞镇。在上海医学院的教学中，为了使公共卫生教学落实，颜福庆规定医学专业班学生必须轮转公共卫生教学区一个月。
1929年，颜福庆再一次踏上美利坚国土，颜福庆前去拜访美国的医学中心后，仍发现中国距离美国的最低医学标准都仍有相当大的距离，再这样拖延下去，中国的现代医学将永远落后西方。
1929年，颜福庆完成建设医院计划书。同年，颜福庆赴檀香山出席泛太平洋外科会议，作《中国之医学教育》的报告，发放中山医院募捐宣传册。
1930年,国联卫生部来华调查医学教育,考察团对几所国立医学院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评估,并发表了著名的《费伯报告》,认定颜福庆创办的上海医学院(时名「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是全国最好的国立医学院。这一报告不仅意味着国际领域对颜福庆创校成果的肯定,同时也引发了中国医学教育家、尤其是国民政府官员的重视。
1931年1月17日，中山医院发起人会议在上海银行公会召开，颜福庆为总干事，27位社会名流联合签署《筹建中山医院缘起》。《筹建中山医院缘起》中写道：“而以上海一隅，五方杂处，为世界第六之大都，人口有二百七十五万以上，疾疠丛生，不堪设想。当供不应求之际，殊乏规模较大之医院，可以收容病人，分科疗治，以救危急”；“至民众一般，更为可悯，因乏设备较善之医院，常感就诊无门之痛苦，坐以待毙，比比皆然”；“爰有创设中山医院之议”。一周后，筹备会决定向社会募集修建医院所需费用。
1931年3月6日晚上7点，颜福庆应邀给沪江大学医预生作《现代医学教育的趋势》演讲。这次演讲中，颜福庆提出了“为人群服务”的思想。
面对台下一张张青涩的面孔，颜福庆问道:“你们学医的目的是什么?”只见台下一片静悄悄，颜福庆紧接着给出答案:“学医的目的，有许多人以为能多赚钱，我想他跑错路了。因为做一个真实的医生，是赚不动许多钱的；除非用不正当的方法，当然例外。要赚钱，还是学别的，比较可以多赚钱。若然有人因为爱科学而学医，那我想也不是最好的目的；因为科学不是全能福人的，而医生是福人的职业；也许一个人懂了医道，做许多害人的事。若然有人拿服务人类，为公众利益为目的去学医，这才是最好的。取这种目的人，才是人类的服务者。”这番话，今天仍震聋发聩。颜福庆的人生就是以培养、造就能为人谋福利的医生为目的，他坚信这样做了“精神上的愉快一定多的”。
数年后，他邀请好友知名教育家黄炎培为上海医学院写的校歌：人生意义何在乎？为人群服务。服务价值何在乎？为人群灭除病苦。可喜！可喜！病日新兮医亦日进。可惧！可惧！医日新兮病亦日进。噫！其何以完我医家责任？歇浦兮汤汤，古塔兮朝阳，院之旗兮飘扬，院之宇兮辉煌。勖哉诸君！利何有？功何有？其有此亚东几千万人托命之场！”。
建设医院的筹款过程非常艰辛。颜福庆天天找好目标，挨家挨户进行“乞讨”筹款。那段日子里，经常有人看到，一名瘦削的中年人，不管刮风下雨，出门带一把伞，手夹一本募捐册，坚持坐三等车厢，到了目的地就开始劝人捐钱，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对方实在不好推辞，在募捐册上写下自己的大名。然后他再换一个地方，再重复原来的程序。
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到东北，他就请吴市长做张学良的工作，最终张学良捐了1万元。
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去世了，全国各界送了巨额丧仪，他就上门恳请宋蔼龄捐出这笔丧仪：“丧仪用于办医院，这是替老太太造福”。
1932年4月，经过颜福庆等的不懈努力，中华医学会与中国博医会执委会采用通信表决的方式征得全体会员的同意，宣告两会合并。合并后的中文名称仍为中华医学会，并明确规定，外国人不能任会长、总干事和会计的职务。出于对中华医学会的挚爱，除特殊原因外，颜福庆几乎每次都出席中华医学会大会，并且每次均提交关于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的重要论文，这些文章最终都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上。20世纪30年代，颜福庆倾其全力再次对中华医学会提供帮助，将洛克菲勒基金会捐给上海医事中心的基地拨出3亩地建设中华医学会的新会所，宽敞的新会所设立了图书馆、会议室、研究室、委员会办事处、秘书处等，使得中华医学会在上海有了永久的办公场所。
1932年7月22日，医学院独立建制，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中央大学医学院划出独立，改名为“国立上海医学院（即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前身）”，并聘颜福庆为国立上海医学院院长，亲自组建公共卫生科。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医学院校就此诞生了。它的办学宗旨：提倡公医制，强调公共卫生，预防为主，为人群服务，反对私人开业和追求个人名利。
1935年，颜福庆在中华医学会做大会发言：“我们越早建立符合自己国情的医学院，我们就能越快地清除现在中国现代医学被唤作是‘西医’的耻辱。”他以为消除耻辱的办法是建立中国式的现代医学教育体系，掌握医学教育的话语权，培养本土现代医学生。为此，他对标韦尔奇开创的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创建医学院、医院和医学科学研究机构三位一体的“医事中心”。
1937年4月1日，国立上海医学院新校舍落成、中山医院开幕典礼暨中华医学会第四届大会在枫林桥边的国立上海医学院同时举行。经过十年的发展，医学院已有教职员及医生百余人，学生205人。在开幕报告中，颜福庆说：“我们认定做医师的人，须有牺牲个人、服务社会的精神，服务医界，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如在学院或医院服务的同人，皆有此决心，则医事事业，定有相当进步。所以医学人才的服务精神，比较物质上的需要，其关系更为重大。”《申报》和沪上英文媒体相继作了报道，1936年9月29日上海英文报纸《大陆报》医学副刊评价：“这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医学院，与欧美同类医学院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是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医学中心之一，它将成为中国的新骄傲。”
1938年7月20日，“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成立，颜福庆被推为主任委员，总负责上海战时救护工作。其间，他撰文指出：“各医学院校，在战时至少有两种不可或缺之工作。一方面对于前后方所需要医事人员，须从事造就，而不得避免责任。同时一方面须多方设法，保留原有之教授人才学生及设备以期于战时终止后，藉以恢复固有之基础。上述两种工作，相关至切，宜有详细之考虑严密之注意。如顾此失彼，即不能贯彻其应负之使命”。
1937年11月9日，上海松江沦陷，已临时改为第六救护医院的中山医院组织紧急撤离。颜福庆亲自带领应元岳和王霖生指挥撤离工作。
1938年5月，颜福庆将上海医学院事务移交给代理院长朱恒璧之后，就任国民政府内政部卫生署署长。期间，颜福庆在大后方组织并且开展卫生建设，同时，他根据战时情况，提出统筹大后方医学教育。
1940年，颜福庆辞去卫生署长。5月因胃溃疡赴美就医。6月18日在纽黑文医院，由曾经是耶鲁同班同学的外科医师实施胃大部切除手术。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曾拟将中山医院由部队接收后转为军队医院。颜福庆让学生入住中山，并进行斡旋，保住中山医院。
1951―1970年，任上海医学院（1952年改称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
1952年，学校改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这期间，颜福庆和学校的广大师生到上海市郊、嘉定、嘉兴等地为人民突击诊治血吸虫病和核黄素缺乏症，取得很大的成绩。
1952年，颜福庆担任上海医学院副院长。这一段时期，颜福庆为上海医学院争取了更大面积的发展空间。已经70岁高龄的颜福庆仍旧在医学的第一线奋斗，他说：“我愿意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医学，为医学事业燃烧自己。”
抗美援朝期间，颜福庆参加了上海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的组织领导工作。他积极广泛地动员医药卫生人员响应中国的号召，参加医疗手术队奔赴前线。上海医学院各附属医院先后各自组织了三批志愿手术医疗队，还联合组织了一个防疫检验队参加反细菌战，参加的人员共200余人。
1955年初，遵照中央政治局关于沿海工厂学校内迁的指示，高教部3月30日向中央上报了《关于沿海城市高等学校一九五五年基本建设任务处理方案的报告》，其中提出，交通大学迁西安，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以下简称上医）迁重庆。陈毅、陈云、、朱德、彭线位审阅并同意了这个报告。 4月7日，上医得到卫生部关于迁院的指示后，立即开展筹建工作，成立了重庆医学院筹建委员会。著名医学教育家、上医创始人、时任上医副院长颜福庆担任筹建委员会主任，拉开了重庆医学院建设的篇章。颜福庆与陈同生全力运作，既强力支持了重庆医学院的创建，又避免了上医全部迁往重庆。颜福庆的名字，深深的铭刻在重庆医科大学的历史长卷上。
1956年3月，颜福庆加入九三学社。7月当选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第五届常务委员，兼任科学文教委员会主任。同年，被评为一级教授。他致力扩大九三学社组织影响，精心领导筹备“社员科学研究工作展览会”，征集300余位知名社员上千件展品，充分展示九三学社强大的科研力量。他被时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院士誉为“医学教育先驱 知识分子楷模”。
1959年颜福庆在英文杂志《中国建设》上发表《今日之医学教育》，向国际友人介绍新中国的医学教育成就
1960年，78岁的颜福庆嘱咐亲属，去世后将遗体捐给上海医学院供解剖教学。
建国后，颜福庆先后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上海分社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名誉副会长和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委员。
那个不堪回首的时期，一张张大字报，给老人扣上了一顶又一顶吓人的帽子：“汉奸”“卖国贼”“医务界的反动祖师爷”“美国特务”“现行反革命”“洋武训”……
八月酷暑天，老人被戴上高帽子游街，汗水吧嗒吧嗒地流下来，84岁的老人成了大花脸，模样惨不忍睹。老人经不起折腾，健康每况愈下。有一次，老人肺气肿发作，呼吸困难。家人把老人抬到离家不远的中山医院急诊室。挂号后，医生们看到“颜福庆”三个字，不是马上给老人吸氧气，而是叫老人和家属们等着，先去向工宣队请示该怎么样处理这位特殊的病人。最后，医生们只是给了些药，打发了事。家属要求借个氧气瓶，到家里给老人吸氧，也遭到拒绝。老人吃力地伸出手，示意家人：“我们回家吧。”以后，老人拒绝再到医院去。他对自己一手创建的中山医院绝望了。
他一生治学谨严，医德高尚，言传身教，门墙桃李，服务人群。颜福庆不仅开启了中外合作创办现代高等医学教育的先河，而且开创了国人独立主办现代高等医学教育的成功范例。他的一生，不仅引领并造就了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也是中华医学会从初创时的筚路蓝缕到日益发展壮大的真实写照。无疑，他是对中国医学现代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之一。
颜福庆给中国医务界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可以让我们细细品味、深刻反思。所以在近百年无数理论纷争中，颜福庆孜孜于将医学造福中国大众，并不感到什么古今中美的矛盾对立，只有做不完的事。
颜氏“建树忙”，显得特别可贵，使我们懂了什么是杰出的真正科学家，足以使现代文化论客相形失色。
6、钱益民、颜志渊，《颜福庆传》 作者：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版。
7、我国现代医学的泰斗颜福庆、朱恒璧——兼记上海医学院的创建与消失 《传记文学》2003年七月号494期「杏林史线、民国往事（五）——颜福庆的传奇人生 原创2022-01-07 11:08·喜欢历史的麻瓜
12、纪录片：《大师之颜福庆》、《百年湘雅》、科学人文在线——一个历史街区的文化记忆》、颜志渊《颜福庆与上海医学院》、复旦大学出版社官方人民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