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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和安全研究领域，净评估（net assessment）是一种评估国家相对军事实力的重要方法。然而，美国历史上经历了多次净评估失误，这些失误与传统的情报失败有着本质区别。本文作者Raphael S. Cohen通过对三个典型案例的深入分析，揭示了美国净评估失误的最终的原因。与珍珠港袭击、朝鲜战争爆发等传统情报失误不同，近年来美国面临的是一种新型失误——对盟友在面对已知敌人时表现的错误评估。2014年伊拉克安全部队面对国的迅速崩溃、2021年阿富汗军队在美军撤离时的迅速溃败，以及2022年乌克兰对俄罗斯军事行动的出人意料的成功抵抗，都反映了美国净评估的严重缺陷。这些失误导致了重大后果：第一个案例促使美国重新干预，第二个案例导致一场耻辱性的失败，第三个案例则引发了犹豫不决的反应。更令人困惑的是，这些净评估失误本应是能够尽可能的防止的。与传统情报失误不同，美国对这些战争的爆发并不感到意外，有关信息也并非难以获取。相反，在这些冲突发生前，美国军方已经与这些伙伴合作多年，为他们应对即将面临的威胁做准备。那么，为什么美国仍旧没办法准确评估这些军队的能力和战斗意志？本文提出了两种解释净评估失误的竞争理论：缺失变量假设与自我欺骗。缺失变量假设认为，美国缺乏关于“战斗意志”的关键信息，或无法准确评估已有信息。而自我欺骗理论则认为，美国实际上拥有做出准确评估所需的全部信息，但决策者出于种种原因选择了自我欺骗。通过对2014年伊拉克、2021年阿富汗和2022年乌克兰三个案例的深入分析，作者发现，与普遍看法相反，美国的净评估失误主要不是由于收集错误信息或无法评估“战斗意志”造成的。在这些案例中，有足够的证据能做出准确评估，而且通常有多个观察者正确预测了这些战役的结果。相反，美国的净评估失误往往源于自我欺骗——高级政府官员倾向于塑造评估以适应自己的政策偏好，陷入确认偏见的陷阱。本文的分析不仅揭示了美国净评估失误的最终的原因，还提出了改进未来净评估的政策建议，对于理解国家安全决策过程中的认知偏见及其影响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关于美国为何在净评估上失败，至少存在两种理论。主流解释认为，行为者缺乏做准确净评估所需的全部有关信息。按照这种解读，美国可能对敌人和友军的能力有很好的了解——特别是部队数量、武器系统的复杂程度等。然而，战争中的成功取决于这些能力与交战双方（敌人和友军）意志力的结合。根据这一理论，美国通常缺乏关于“战斗意志”的信息，和/或无法准确评估它所拥有的信息。换句话说，净评估缺失了关键变量。因此，改进美国净评估的解决方案是更好地收集关于“战斗意志”的信息，或者至少更严格地衡量它。实际上，这一理论的回响可以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找到。克劳塞维茨认为，在战争中，“物质力量”（原始军事能力）和“道德力量”（心理健康状态）是贯穿始终、相互作用且不可分割的。
一种竞争性解释是，美国实际上拥有做出准确净评估所需的全部信息，但决策者出于种种原因选择了自我欺骗。与缺失变量理论一样，这一理论接受“战斗意志”难以衡量和确凿证明的前提。但与缺失变量理论不同，自我欺骗理论认为，尽管存在这些困难，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往往仍能正确评估意志。相反，美国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政策制定者本身，他们塑造评估以适应自己的利益。而由于“战斗意志”是一个足够模糊的变量，自我欺骗可能难以被察觉。
自我欺骗理论植根于政治心理学。即“人们倾向于寻找他们都以为是真实的确认信息，要么不去寻找——要么丢弃不一致和不确认的证据”。换句话说，人们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政府高层特别容易受到这种认知偏见的影响，因为存在群体思维。群体思维是迫使人们服从并排除不同观点的压力。研究表明，总统行政部门最高层决策的封闭和强烈性质特别容易受到群体思维的影响。最终，群体思维和确认陷阱往往会扭曲政府上层怎么样做这些评估，特别是对复杂、政治敏感的问题，比如美国训练的代理人在冲突中将如何表现。
相比之下，如果自我欺骗假设更正确，那么政府内部的可信声音（以及外部专家）应该已经正确预测了冲突的结果，并且应该有证据说明高级政策制定者调整了他们的评估以适应自己的利益。诚然，前一个指标——预测替代观点的声音——在实践中成为一个相当棘手的变量来捕捉。毕竟，成千上万的人——跨越军队、国防部、国务院、情报界、国会和另外的地方，更不用说学者和智库分析师——都涉及任何给定的外交政策问题。因此，几乎必然会有相反的观点。不过，鉴于政治心理学文献表明，群体思维可能在政府的更高层很严重，人们应该期望政府官员在象征性食物链的较低层——低于政治层面（以便与群体思维隔离）但高于战术层面（他们看到更狭窄的图景）——对军事平衡有更准确的认识。
为了测试这两种理论，本文选择了三个案例研究：2014年伊拉克、2021年阿富汗和2022年乌克兰，原因有几个。在所有三个案例中，美国对相关的敌人和伙伴都有——或者应该有——深入（数年，若不是数十年的）了解，使它们成为净评估的“简单案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国政策制定者对友军崩溃的速度感到惊讶。相比之下，在乌克兰，美国政策制定者对抵抗水平感到惊讶。同时，选择这三个案例保持了许多其他变量的一致性。它们都是来自大致相同时期的美国案例，在某些情况下，政策制定者保持不变。这种变化的缺乏更好地使跨案例比较成为可能。诚然，这种方法并不完美。事实上只有三个案例研究，以及跨时间、空间和行为者的相对缺乏变化限制了发现的普遍性。此外，这里对最近案例的关注意味着一些最重要的文件证据（内部备忘录和通信、情报评估等）仍然是保密的。最后，所有三个案例都是净评估失败，本文没有探讨成功净评估的“积极”案例。
2014年7月4日，在摩苏尔中世纪的努里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宣布恢复由他自己领导的哈里发国。这一时刻将巴格达迪推向国际关注的焦点，但这并非忽然出现。巴格达迪于2003年在伊拉克基地组织（后来的）开始了他的圣战生涯，并在2010年其前任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死后接管了该组织。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该组织逐渐增强力量，并扩展到叙利亚的权力线年，该组织成功开始控制领土——首先是传统的逊尼派据点费卢杰和拉马迪，然后是拉卡、摩苏尔和提克里特，直到最终控制了叙利亚约三分之一和伊拉克40%的领土。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伊拉克和叙利亚国（ISIS）武装分子击溃了美国训练的、装备更好的伊拉克安全部队。事实上，伊拉克北部18个警察和军队师中的5个在短短48小时内就消失了。直到美国和一个由盟友和伙伴组成的联盟直接干预冲突，战争才开始转向有利于伊拉克的方向。
ISIS的快速推进和伊拉克安全部队相应的崩溃让奥巴马政府感到惊讶。在战后的一次采访中，巴拉克·奥巴马总统说：“ISIS不仅在叙利亚集结，而且发起了夺取摩苏尔等地的大规模陆地进攻，这在我的情报雷达屏幕上并未显示。”在奥巴马的叙述中，ISIS的崛起是一次情报失败，他责怪情报界被打得措手不及。然而，有迹象说明这一说法可能不完全准确。虽然奥巴马可能没有在ISIS 进攻前夕亲自听取关于ISIS一直增长的力量的简报，但政府官员已经警告说，ISIS越来越具有占领领土的意愿和能力。根据新闻媒体报道，情报界从2013年12月开始私下警告说，ISIS不仅有意愿，而且有能力可信地挑战伊拉克政府对伊拉克西部的控制。到2014年初，一批高级官员开始在公开证词中警告ISIS日渐增长的力量。2014年1月，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向国会警告伊拉克基地组织日渐增长的力量。到2月，时任近东事务局伊朗和伊拉克副助理国务卿的布雷特·麦戈克警告说，ISIS将对伊拉克政府构成挑战。2014年2月，麦戈克作证说，ISIS的目标是导致伊拉克国家崩溃，并在伊拉克西部地区和叙利亚东部开辟一个管治控制区。在2014年2月的另一次听证会上，时任国防情报局（DIA）局长的迈克尔·弗林中将警告说，ISIS“将试图在2014年占领伊朗和叙利亚的领土以展示其力量”。在2014年3月的证词中，时任中央司令部（CENTCOM）司令的劳埃德·奥斯汀将军也警告了国的增长。显然，美国情报界在2014年初就警惕到ISIS一直增长的力量和挑战伊拉克国家的意图。
在另一方面，关于奥巴马政府对伊拉克抵御ISIS日渐增长威胁的能力了解多少，存在更多争议。在战后的一次采访中，克拉珀评论道：“我们没预测到战斗意志。这总是一个问题。我们在越南没做到这一点。我们低估了北越，高估了南越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低估了……国并高估了伊拉克军队的战斗能力……我没有预见到伊拉克北部安全部队的崩溃。我没看到那一点。归根结底是预测战斗意志，这是一个难以估量的因素。”本质上，克拉珀提出了一种关于为什么净评估失败的缺失变量理论：战斗结果取决于战斗意志，由于后者是不可知的，净评估注定会失败。
但有理由质疑克拉珀的说法的有效性。在2013年10月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奥斯汀本人警告说，伊拉克可能处于“一个持续的下行螺旋，最后导致内战”。同一报告引述某高级军事官员的话说，“伊拉克政府的强硬军事策略正在加速暴力”，进一步激进化逊尼派人口，伊拉克总理努里·马利基“浪费”了美国留给他的“训练有素的军队”。显然，军方认识到伊拉克安全部队——至少在领导力方面，如果不是在训练和能力方面——已不如从前，伊拉克的安全局势比表面看起来更不稳定。外部专家更加直言不讳。他们指出，伊拉克军队遭受政治化和腐败的困扰。这对关键部队尤其如此。例如，第二师负责包括摩苏尔在内的尼尼微省。马利基政府故意对该师进行“防政变”处理，用政治忠诚者充实该师，而腐败已经削弱了其军事效能。美国观察家知道师长马赫迪·加拉维中将是马利基的忠诚者，并被指控折磨逊尼派人士。事实上，美国大使瑞安·克罗克在2006年试图解雇他，理由是他煽动宗派暴力，后来在2010年评论道，“我的许多失望之一是没有摆脱那个可悲的失败”。美国显然知道伊拉克北部安全部队的领导层存在问题。
所有这些表明，国的崛起和伊拉克安全部队的崩溃与其说是情报失败，不如说是净评估失败。美国官员知道ISIS日渐增长的力量和占领领土的意图，也知道伊拉克军队的领导层可能没办法应对这种威胁。也许，第一个线索出现在ISIS崛起前几年。当奥巴马在2011年做出从伊拉克撤军的有争议决定时，白宫幕僚长丹尼斯·麦克多诺解释这一行动说：“这些家伙（伊拉克安全部队）已经准备好了；这些家伙有能力；这些家伙得到了证明；重要的是，他们得到了证明，因为他们已经受住了他们将来会面临的许多类型的威胁的考验”。奥巴马政府多年来从始至终坚持这一叙述。在2014年1月28日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奥巴马三次提到伊拉克——两次说他作为总统如何从伊拉克撤军，结束了他认为代价高昂且不明智的美国战争，第三次是关于与伙伴（如伊拉克）合作破坏和瓦解基地组织网络是一种更明智的打击方法，而不是直接与这些势力作战。当然，奥巴马后一种说法的基本前提是，伊拉克有能力处理这类威胁，尽管需要美国的帮助。
评估ISIS可以占领伊拉克和叙利亚大片领土，而伊拉克安全部队无法应对这一威胁，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承认在美国撤军仅三年后就出现了战略和政治错误。根据新闻媒体报道，奥巴马继续通过这一视角看待ISIS日渐增长的威胁，并坚持认为伊拉克可以在没有美国直接军事干预的情况下自行处理局势，直到2014年6月摩苏尔陷落后。即使在伊拉克安全部队崩溃后，奥巴马仍为他从伊拉克撤军的决定辩护。因此，政府看到的是它希望看到的伊拉克安全部队和ISIS之间的军事平衡——而不是真实的情况。还有证据说明，奥巴马政府遭受了群体思维的困扰。早在2011年，时任美国驻伊拉克部队司令的奥斯汀制定了在伊拉克保留驻军的建议，并提议保留24,000名士兵。这些数字最终被白宫削减至零，根据新闻媒体报道，奥斯汀从这次遭遇中得出的结论是，那些呼吁美国在中东更多军事介入的意见在白宫是不受欢迎的，这塑造了他在反ISIS行动期间的建议。换句话说，正如群体思维所暗示的，不同意见——尤其是那些与政府所希望的政策偏好相矛盾的意见——被边缘化了。
最终，确认陷阱和群体思维不仅影响了奥巴马政府；其他盟国政府也可能遭受了同样的净评估失败。例如，在她对德国情报机构在预测ISIS崛起方面表现如何的分析中，伊娃·迈克尔得出结论，“虽然他们（德国情报）知道伊拉克安全部队在纸面上比实际上更强大，但他们难以评估实际的弱点”。阿维瓦·古特曼对英国评估的分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她写道，“即使已知伊拉克腐败盛行，但并不清楚军队因此会如此缺乏资源”。相反，她认为分析师可能“被对西方建立和训练的军队的高期望所蒙蔽”。换句话说，分析师陷入了确认陷阱——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东西。总之，ISIS的崛起和伊拉克安全部队的崩溃似乎更符合自我欺骗模型，而非缺失变量假设。ISIS意图占领全国和伊拉克安全部队弱点的证据就在那里。有些人看到了这一点；但许多人选择不看，结果净评估失败了。
2021年8月15日，接管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结束了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近20年的统治。在此之前，在短短几个月内从控制阿富汗77个区（占全国总数的19%）扩张到控制全国34个省中的31个省会城市。这一迅速的军事推进震惊了美国政府，引发了一场混乱的撤离，在喀布尔机场造成了13名美军和至少170名阿富汗人死亡，同时留下了数以千计的美国公民和盟友。
尽管美国政府对阿富汗政府如此迅速崩溃感到震惊，但这一结果本身并不令人意外。美国情报界早在2019年就警告说，假如没有美国支持，阿富汗政府可能会崩溃。2021年2月，阿富汗研究小组——一个由国会授权的两党专家组成的小组——得出结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很可能导致全国范围内的控制，潜在的阿富汗内战，以及基地组织和国在阿富汗的复兴”。到2021年4月，情报界评估认为，“阿富汗政府将在美国撤军后难以维持对的控制”。情报界的评估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变得更悲观。新闻媒体报道称，到2021年6月，情报界已经将阿富汗政府可能崩溃的时间表从“6至12个月”缩短到“3个月”。
尽管情报界对阿富汗政府崩溃的预测越来越悲观，但拜登政府似乎没有预料到阿富汗政府如此迅速地崩溃。2021年7月8日，拜登总统在记者会上表示，阿富汗政府崩溃“不太可能”。尽管拜登承认“情况已发生变化”，但他仍然对阿富汗军队的能力表示信心，指出阿富汗有300000名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阿富汗安全部队，而只有75000名战斗人员。拜登继续说道，“阿富汗政府、领导层有能力维持政府”。拜登的乐观态度并非孤立的。在2021年7月的一次简报会上，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表示，阿富汗安全部队有优势，并有装备、数量和训练上的优势。同样，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表示，美国对阿富汗安全部队有信心。甚至在开始接管省会城市后，白宫仍然坚持认为阿富汗部队能够抵抗。2021年8月11日，白宫新闻秘书珍·普萨基表示，阿富汗安全部队有他们要的工具。
拜登政府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的乐观评估与情报界的悲观评估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差异可能部分归因于拜登政府对情报界评估的选择性解读。例如，尽管情报界警告阿富汗政府可能在美国撤军后崩溃，但拜登政府似乎专注于情报评估中的时间表，而不是崩溃本身的可能性。正如拜登后来在2021年8月16日的讲话中承认的那样，“我们的情报界确实没有预测到阿富汗军队会在11天内放下武器并逃离”。拜登政府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的乐观评估与情报界的悲观评估之间的差异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拜登政府会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的能力做出如此错误的评估？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拜登政府缺乏关于阿富汗安全部队“战斗意志”的关键信息。正如拜登在2021年8月16日的讲话中所说，“我们给了他们所有的选择，让他们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我们没办法给他们战斗的意志”。然而，有充分证据说明，美国政府确实拥有关于阿富汗安全部队战斗意志薄弱的信息。自2001年以来，美国一直在训练和装备阿富汗安全部队，投入了830亿美元。尽管投入巨大，但阿富汗安全部队一直面临严重问题，包括高脱逃率、腐败和低士气。这样一些问题在美国政府内部是众所周知的。例如，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SIGAR）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记录阿富汗安全部队面临的挑战，包括“幽灵士兵”问题（指仅存在于文件上的士兵）、腐败和对外国支持的依赖。此外，还有证据说明，美国军方官员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的能力持怀疑态度。据报道，在2021年4月拜登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肯尼思·麦肯齐将军警告说，阿富汗安全部队可能在美国撤军后崩溃。同样，美国驻阿富汗最高指挥官奥斯汀·米勒将军也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的能力表示担忧。除了美国政府内部的声音外，外部专家也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的能力表示怀疑。例如，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在2019年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假如没有美国支持，阿富汗安全部队可能会崩溃。同样，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在2020年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阿富汗安全部队在没有美国和北约支持的情况下无法独立运作。
尽管有这些警告，拜登政府仍然坚持认为阿富汗安全部队能够抵抗。这种坚持可能部分归因于拜登长期以来对从阿富汗撤军的承诺。拜登自奥巴马政府时期就一直主张从阿富汗撤军，并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承诺结束“永远的战争”。一旦当选，拜登迅速采取行动履行这一承诺，尽管军方官员建议保留一支小规模部队。拜登的决定也受到了国内政治考虑的影响。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支持从阿富汗撤军，拜登可能希望能够通过履行这一承诺来提高支持率。此外，拜登可能希望在2021年9月11日——9/11袭击20周年——之前完成撤军，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截止日期。最终，拜登政府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的错误评估似乎更符合自我欺骗模型，而非缺失变量假设。关于阿富汗安全部队战斗意志薄弱的证据是存在的，但拜登政府选择了忽视或淡化这些证据，因为它与从阿富汗撤军的政策偏好相冲突。正如一位匿名政府官员所说，“任何一个人都知道这会发生。没有人相信阿富汗军队会坚持到底”。拜登政府的自我欺骗可能部分归因于群体思维。尽管美国政府拥有关于阿富汗安全部队战斗意志薄弱的信息，但拜登政府选择了忽视或淡化这一些信息，因为它与从阿富汗撤军的政策偏好相冲突。这一失败不是由于缺乏信息，而是由于自我欺骗——政府官员选择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东西，而不是证据所表明的东西。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开启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常规战争。在军事行动初期，俄罗斯军队从三个方向攻入乌克兰：从北部的白俄罗斯进入，目标是首都基辅；从东部进入，目标是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从南部的克里米亚进入，目标是赫尔松和马里乌波尔。尽管俄罗斯在数量和技术上占据优势，但乌克兰军队成功抵抗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并在2022年4月迫使俄罗斯从基辅地区撤退。此后，战争演变为一场消耗战，双方在东部和南部地区争夺领土控制权。
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案例不同，乌克兰的净评估失误不是低估而是高估了敌人的能力。美国情报界和军方官员预计，俄罗斯军队将在几天内占领基辅，并在几周内控制大部分乌克兰。例如，据报道，拜登政府在战争开始前告诉泽连斯基总统，俄罗斯军队可能会在48小时内占领基辅。同样，五角大楼官员在战争开始前警告说，俄罗斯军队可能会在72小时内占领基辅。这些悲观的评估部分基于对俄罗斯军事能力的高估和对乌克兰军队战斗意志的低估。例如，美国官员认为，俄罗斯军队拥有现代化装备、训练有素的部队和有效的指挥控制管理系统。相比之下，乌克兰军队被视为装备不良、训练不足且腐败。此外，美国官员认为，乌克兰人民可能不会抵抗俄罗斯，特别是在俄语为主的东部和南部地区。然而，这些评估被证明是错误的。俄罗斯军队面临着严重的后勤问题、指挥控制失败和低士气。相比之下，乌克兰军队表现出高度的战斗意志、有效的战术和对西方提供的武器系统的熟练使用。此外，乌克兰人民团结起来反对这场军事行动，包括在俄语区。
美国对俄乌军事平衡的错误评估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会如此错误地评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相对实力？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美国缺乏关于俄罗斯军队和乌克兰军队“战斗意志”的关键信息。正如一位匿名美国官员所说，“我们可能高估了俄罗斯军队的能力，低估了乌克兰的抵抗能力”。然而，有证据说明，美国确实拥有关于俄罗斯军队弱点和乌克兰军队优势的信息。例如，自2014年以来，美国一直在训练和装备乌克兰军队，投入了数十亿美元。通过这种参与，美国军方官员了解到乌克兰军队的能力和战斗意志。此外，美国情报界一直在密切监视俄罗斯军队，并了解其在叙利亚和另外的地方的表现。此外，还有证据说明，一些美国军方官员对俄罗斯军队的能力持怀疑态度。例如，据报道，在战争开始前，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理查德·克拉克将军警告说，俄罗斯军队可能会面临严重挑战。同样，据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托德·沃尔特斯将军也对俄罗斯军队的能力表示怀疑。除了美国政府内部的声音外，外部专家也对俄罗斯军队的能力表示怀疑。例如，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在2021年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俄罗斯军队可能会在与北约的冲突中面临严重挑战。同样，大西洋理事会的研究人员在2022年1月的一份报告中警告说，俄罗斯军队可能会在乌克兰面临严重的后勤和维持挑战。
尽管有这些警告，拜登政府仍然坚持认为俄罗斯军队将迅速击败乌克兰。这种坚持可能部分归因于对过去俄罗斯军事行动的过度依赖，如2014年对克里米亚的迅速占领。此外，美国官员可能过于关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原始军事能力差距，而没有最大限度地考虑其他因素，如战斗意志、战术创新和地形。拜登政府对俄乌军事平衡的错误评估也可能受到政治考虑的影响。例如，拜登政府可能希望能够通过强调俄罗斯军事威胁来团结北约盟国。此外，拜登政府可能希望能够通过预测迅速的俄罗斯胜利来为美国不直接军事干预辩护。最终，拜登政府对俄乌军事平衡的错误评估似乎更符合自我欺骗模型，而非缺失变量假设。关于俄罗斯军队弱点和乌克兰军队优势的证据是存在的，但拜登政府选择了忽视或淡化这些证据，因为它与政治考虑相冲突。拜登政府的自我欺骗可能部分归因于群体思维。正如政治心理学文献所表明的，群体思维在政府高层很严重，可能会引起决策者忽视不符合既定政策偏好的信息。在乌克兰的案例中，拜登政府似乎陷入了一种群体思维模式，忽视了不符合对俄罗斯军事威胁评估的信息。总之，2022年乌克兰危机代表了美国净评估的又一次失败。尽管美国政府拥有关于俄罗斯军队弱点和乌克兰军队优势的信息，但拜登政府选择了忽视或淡化这一些信息，因为它与政治考虑相冲突。这一失败不是由于缺乏信息，而是由于自我欺骗——政府官员选择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东西，而不是证据所表明的东西。这一净评估失败的后果是严重的。由于低估了乌克兰的抵抗能力，拜登政府最初提供的军事援助不足，可能延长了战争。此外，由于高估了俄罗斯军队的能力，拜登政府可能错过了早期结束战争的机会。最后，这一净评估失败损害了美国的信誉，并可能鼓励其他几个国家挑战美国的评估。
本文开始时提出了两种关于为何美国在净评估中失败的竞争性理论：缺失变量假设与自我欺骗。根据缺失变量假设，美国缺乏关于“战斗意志”的关键信息，或没办法准确评估已有信息。相比之下，自我欺骗理论认为，美国实际上拥有做出准确评估所需的全部信息，但决策者出于种种原因选择了自我欺骗。通过对2014年伊拉克、2021年阿富汗和2022年乌克兰三个案例的分析，本文发现，与普遍看法相反，美国的净评估失误主要不是由于收集错误信息或无法评估“战斗意志”造成的。在这些案例中，有足够的证据能做出准确评估，而且通常有多个观察者正确预测了这些战役的结果。相反，美国的净评估失误往往源于自我欺骗——高级政府官员倾向于塑造评估以适应自己的政策偏好。在伊拉克案例中，奥巴马政府忽视了关于国日渐增长的威胁和伊拉克安全部队弱点的警告，因为这些警告与其从伊拉克撤军的决定相矛盾。在阿富汗案例中，拜登政府忽视了关于阿富汗安全部队战斗意志薄弱的证据，因为这些证据与其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相矛盾。在乌克兰案例中，拜登政府高估了俄罗斯军队的能力，低估了乌克兰的抵抗能力，部分原因是这种评估有助于团结北约盟国并为美国不直接军事干预辩护。
这些发现有几个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它们表明，改进美国净评估的关键不是收集更多关于“战斗意志”的信息，而是确保决策者客观地评估已有信息。这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建立制度保障，防止政治考虑扭曲情报评估。例如，情报机构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更大的独立性，以来自政治领导人的压力。其次，这些发现表明，美国需要更认真地对待外部专家和政府内部较低层级官员的警告。在所有三个案例中，这些声音往往对军事平衡有更准确的评估，但他们的观点经常被忽视或边缘化。建立更有效的机制，确保这些观点能够传达给高级决策者，可能有助于改进美国的净评估。第三，这些发现表明，美国需要更好地理解和应对群体思维的影响。在所有三个案例中，群体思维似乎都在政府高层发挥了作用，导致决策者忽视不符合既定政策偏好的信息。建立更多元化的决策团队，鼓励批判性思维和异议，可能有助于减轻群体思维的影响。最后，这些发现表明，美国需要更好地平衡短期政治考虑与长期战略利益。在所有三个案例中，短期政治考虑似乎都扭曲了美国的净评估，导致了长期战略失误。建立更强大的机制，确保长期战略利益在决策过程中得到充分考虑，可能有助于改进美国的净评估。总之，本文的分析表明，美国的净评估失误主要不是由于缺乏信息或无法评估“战斗意志”，而是由于自我欺骗——高级政府官员倾向于塑造评估以适应自己的政策偏好。这一发现对于理解和改进美国的净评估具备极其重大意义，特别是在一个日益复杂和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通过认识到自我欺骗的作用，并采取一定的措施减轻其影响，美国可以改进其净评估，做出更明智的国家安全决策。这不仅对美国自身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也对全球稳定和和平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