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实验探路大合作

  近日，北京理工大学教授邓玉林团队与负责运营国际空间站科学研究平台的私人企业NanoRacks签署一项合作协议，计划2016年将邓玉林实验室的一项DNA实验送上国际空间站。

  美国国会曾明令禁止美国宇航局（NASA）与中国进行科学上的合作，而此次合作将为国际空间站带去首个来自中国的项目。封禁多年的中美太空合作，似乎裂开了一条缝隙。

  然而，相关专家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表示，这一合作并未改变中美空间合作僵局。两国空间科学的破冰之旅何时真正起航还属未知。

  2011年，望着渐渐远离地球的神州八号飞船，邓玉林有着一份不一样的牵挂。“当时，我们在飞船上做了一次搭载实验，发现了在空间环境中DNA变异的一些新现象。”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邓玉林一直苦苦寻找再次“登天”的机会。“做空间科学的人都知道，目前国内外能提供的实验条件和能力远远不能够满足科学家的需求，空间搭载的机会特别少。”

  “当时，我们也是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邓玉林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自中美在空间科学领域的合作中断之后，已有20多年没有合作过了。“我们想试着为中国的空间生命科学研究找到一条出路，所以就联系了对方。”

  “很多时候我们是被自己吓到了。”邓玉林说，长期以来，大家都觉得难度较大，很多人因此望而却步。其实，除了美国国会，双方都有合作意向。“我们试着去走，没想到成功了。”

  在邓玉林看来，采取商业模式应该不受约束。NanoRacks设备经理Jeff Manber也表示，这一项目完全是商业性质，因此得到了NASA的默许。

  此外，邓玉林透露，其团队是以一个“很难来想象的优惠”获得此次机会的，并非新闻报道中提到的20万美元。

  “看来NASA是默许的，这值得欢迎。”中科院院士顾逸东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说。

  不过，此次成功并不代表中美两国在空间科学领域的恩怨将就此消弭。顾逸东认为，这件事情只是中国科学家通过国外公司购买了国际空间站的商业应用资源，并非中国与NASA直接开展的科研合作项目。

  2011年，美国通过“沃尔夫条款”，规定禁止中美两国开展任何与NASA有关或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协调的联合科研活动，禁止NASA所有设施接待“中国官方访问者”，这是美方首次以法律和法规的形式对中美航天合作进行限制。

  “国际空间站不对中国开放，因此中国科学家不能申请做实验，任何领域都不可以。”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张双南说。

  实际上，对于“沃尔夫条款”，NASA一直颇有微词。NASA局长查尔斯博尔登在今年6月的一次采访中表示，至少需要允许NASA和中国空间项目的官员进行交流。“这在我的任期可能没办法实现，但希望我的下一任能和中国的同事坐下来一起交流。”

  由于无法参与国际空间站项目，中国从1992年就制定了载人航天“三步走”规划，现已开始致力于建立自己的载人空间站。“此次中国科研项目进入国际空间站一事，应该不会对我国空间站的建设造成任何影响。”顾逸东认为，我国空间站建设仍会按照原定计划向前推进。

  有科学家揣测，中国科研项目之所以能进入国际空间站，或与国际空间站运营遇到财政困难有关。由于国际空间站规模大，运营开支大，加之国际金融危机等财政问题，国际空间站开展的由各国政府支持的科学活动也与过去设想的有所不同。

  对此，顾逸东表示，运营维护是所有空间站都面临的问题。为应对这一问题，中国空间站在规划设计之初就秉持着适中、实用、先进的原则，并从技术和管理层面加以考虑。

  “运营维护是否能长期持续，关键是看空间站能否显著推动我们国家空间科学和高技术的进步，同时反哺我们国家的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如果有重大的科学产出和显著效益，相信中国空间站的发展和运行能健康持续地进行下去。”顾逸东说。

  “国际空间站逐渐失去支持有多方面原因。”张双南认为，美国总统换届导致的空间政策改变是一个因素，多方国际合作中出现国家责权不平等也是主要的因素。“但最重要的因素是缺乏能向公众交账的硬成果。”

  “AMS（阿尔法磁谱仪）实验就是国际空间站的硬成果。”张双南说，如果国际空间站有三五个这样的实验，目前的情况就会好得多。

  张双南认为，未来的中国空间站无论如何要有几个“旗舰”级别的、在国际上能叫得响同时也能吸引公众注意的实验。“这样的实验需要尽可能早地部署、立项、预研，同时开始高调宣传预期的科学成果。”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国空间站上已规划了两项“旗舰”实验，分别是“空间站大规模光学巡天”计划和“宇宙线与暗物质探测设施”（HERD）项目。

  “如果这些天文实验都能完成，我相信中国空间站的科学成果会超越国际空间站。”张双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