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部队用盟军战俘做传染病实验

  近年来，日本731部队与沈阳盟军战俘营的相关历史，受到了中国和日本方面相关学者的关注，许多档案资料和口述历史被挖掘和收集，相关的考证和研究成果陆续发表，使世人能够比较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二战期间日本731部队针对沈阳盟军战俘营盟军战俘的一次特殊隐秘行动的实施过程。

  众所周知，日本第731部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根据天皇敕令设立的用来进行细菌试验和细菌战的特种部队。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判期间由英国检查团提出的证据文书3113号和3114号，揭示了日本731部队与沈阳盟军战俘营相关历史的一角，美国国家档案馆也藏有这部分相关档案。

  档案显示，1943年2月1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731部队下达了一个特殊作战命令暨“关总作命丙第九八号命令”，该项命令要求日本731部队迅速派遣将校5名、下士官5名、兵10名共计20名人员携带器材到达沈阳盟军战俘营，“进行慢性痢疾患者的菌检”。

  关东军命令下达后，731部队组建了沈阳盟军战俘营“工作小组”，该小组于同年2月14日到达了沈阳盟军战俘营，并立即在战俘营内建立了“工作场所”。

  根据相关历史资料显示，731部队“工作小组”到达战俘营向沈阳盟军战俘营所长报到后，15日便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工作小组”在北大营“奉天俘虏收容所”临时营区内的操场上，设置了简易的工作台，开始对1000多名盟军战俘逐一进行“体检”。“工作小组”在战俘营期间，定期对战俘进行抽血，还频繁进行注射所谓的“疫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731部队“工作小组”在沈阳盟军战俘营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731部队的霍乱班班长凑正雄是派往沈阳盟军战俘营“工作小组”的成员之一。战后，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对前731部队部分成员进行的审判中，柄泽十三夫的审判记录使我们对731部队“工作小组”在沈阳盟军战俘营的“工作”内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检察官问：“请你说说，第731部队要不要进行过考察美国人对于传染病的抵抗能力呢？”

  柄泽十三夫回答：“我记得这是1943年初的事。当时我在沈阳军医院内养病，部队中一位姓凑的科学工作员前来看我，他对我谈到他自己的工作情形，并说他住在沈阳是要研究美国战俘对于传染病的抵抗能力大小问题。凑是由第731部队专门派到盟军战俘营里来考察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于传染病的抵抗能力的。”

  在法庭上，苏联检方注意到，凑正雄在1943年完成的实验项目正是《美国士兵的血液特征及对传染病的免疫力》。

  另外，一位前731部队成员岛田常次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证实：血液测试是用战俘做的，霍乱小组始终需要血清及其它的东西进行实验和研究。在回忆中他也提到当时在凑正雄领导的那个组工作，凑研究员经常和其他教授带着几种细菌去战俘营，曾经对美国战俘进行过痢疾病菌的测试。在战俘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他们喝感染病菌的液体。对那些死去的战俘进行解剖是为了查明症状，知道菌株在他们体内产生的作用。

  英国陆军少校罗伯特·皮蒂，在新加坡战场被俘后辗转关押在沈阳盟军战俘营，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其战俘编号为24号。在关押期间，皮蒂背着日本看守把在战俘营中每天发生的事情以只有自己明白的独特暗号记录在纸上，并想尽办法进行隐藏。虽然日记的一部分因日军的严密检查被发现没收，但是大部分完好地保存了下来。1985年，他接受了英国ITV电视台的采访：“在我的日记里，我将日本人为咱们进行接种、注射、预防注射时说明的理由如实地记录了下来。当时，我们没能力了解这是不是真实的。”随后，皮蒂将日记全部提供给了摄制组，公之于世。

  在《皮蒂日记》里，关于731部队在战俘营中的“工作”情况有相当内容的详细记录：

  2月24日，医学调查结束，结果是普通腹泻，并不致命。很显然，这批医疗队只是打着给战俘治病的旗号，实际上并没有采取什么有效措施把战俘的病医治好。

  6月4日，日军进行第3次医学调查。但是在这几次来访期间，医疗队好像并不太热衷于如何把战俘的病治好，而只是给他们注射了一些“预防疫苗”，并询问了很多奇怪的问题，比如战俘们的种族背景等。这批医生古怪的行为引起了战俘们的怀疑，他们好像并不是来给战俘治病的。

  在皮蒂的这部分日记中，一方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从1943年2月14日731部队进驻战俘营开始至1945年3月6日的两年间，战俘至少被注射过各种疫苗多达15次。注射次数之频繁，已经完全超出了正常注射疫苗的周期频率。

  战后，原英国战俘（编号1210号）阿瑟·克里斯蒂作出如下的证言：那群人（指731部队“工作组”）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注射。每月的身体测量也是从当时开始的。之后，在12个月间注射了16次。还认真地对我们说这些注射是肠伤寒、副伤寒混合疫苗、疟疾疫苗等。可是令人疑惑的是疫苗的预防注射英军每7年一次、美军每5年一次，而我们接受疫苗的注射，那个真的是疫苗吗？

  抽血也是每月都有的事情。迫使我通过远心分离机将血液分离成红细胞和血浆。每月从收容所运出的血样每人50cc，1000人5万cc。每月抽取这么多的血液用于做什么呢？

  原美国战俘（编号190号）罗伯特·布朗回忆：在到达奉天不久，有一批日本医生来到战俘营，给我们注射疫苗并编出号码，但是不久后很多人死去，当时一位叫大木的日本医生救了我，许多年以后，这位大木医生告诉我，他是731细菌部队成员。

  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战后调查小组曾对沈阳盟军战俘营发生的事情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形成了一份《奉天战俘的经历》文件，此文件2003年解密后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该文件中关于731部队在战俘营的记载：

  有忽冷忽热这种疟疾症状的人必须上报，给他们检查体温和血，并给他们一个卡片，记录着他们每隔一天去药房取奎宁的情况。奎宁的用法是：前3天每天15粒，接下来的10天每天9粒，后10天每天3粒。这是一个疗程。通常是两三周后病人又出现忽冷忽热的症状，又得重复一个疗程。与美国（对这种疟疾）的治疗方法相比，奎宁的剂量很荒谬，美国的治疗方案是每天服30至50粒。日本人对其他病也用类似的方法治疗。可见，对战俘的“治疗”也许并不是想彻底地治愈，而更像是在利用战俘反复的发病了解对传染病的抵抗力。

  战后，美国众议院分别在1982年和1986年举行了两次事务部小组委员会会议。在1986年的美国事务部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原战俘（编号843号）老兵詹姆斯·弗兰克回忆：在1943年的春天，日本军官派两名战俘配合来访医疗队的工作，他就是这里面之一。日本人让他从小屋一个接一个地搬运出尸体，摆放在解剖床上，他亲眼看见这些士兵的身体器官被割掉，并都被放进了几个特殊的容器里，上面标上了每个战俘的号码，并作了详细的记录。标本用卡车从战俘营运走。不久有一些战俘被挑选出来做测试，这批日本医务人员对美国战俘的种族背景进行了详细的询问，战俘们必须回答是苏格兰人、法国人、英国人还是哪个国家的人。

  原英国战俘（编号1183号）杰克·罗伯特回忆：1943年初的一个早晨，自己身体健康情况相当不好，但不敢到“医院”去。因为，进入“医院”的人谁也回不来。我到放置尸体的小屋去，那里堆积了大约340具尸体。尸体的足部都系着号码签。日本人让我把二三具尸体搬到住在这里的日本“医生”那里。他们都带着防毒面具。在这里时他们总是隐藏着面目。我和另一个人被吩咐将尸体抬起，放到解剖台上。然后，他们切开尸体的肚子。将手伸入深处，掏出胃、胆、小肠等器官。并取出肝脏样的东西和肺什么的。然后，切开头，取出脑子的一部分。

  原澳大利亚籍战俘（编号25号）布莱曼在战俘营医院做了一名医生，他利用工作之便将日记藏在病人的床下（日本人从不接近患肺结核的战俘），他记录了“731部队医疗组”3次进入战俘营进行“工作”的情况。第1次“731部队医疗组”“对那些尸体（死亡战俘）进行了解剖，并取了样本贴上标签。但是，在3次造访战俘营的过程中只做了各种各样的检查、抽血等，无论是对战俘营的条件，还是战俘大量死亡的事实都没有提出有价值的意见。”

  在1986年的会议上，原美国战俘（编号768号）格雷格·罗德里格斯证言：战后40多年的时间里，由于莫名其妙的发烧、疼痛和劳累等症状，他每年要去管理局医院很多次，有一次高烧温度竟达到华氏106度（大约摄氏41度）。直到10年前，一个医生确诊他得了周期性伤寒，在他的血液里有大量的伤寒杆菌。

  格雷格·罗德里格斯的儿子朗格瑞曾是美国战俘协会会长，2003年9月他来到曾经关押过他父亲的沈阳盟军战俘营，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他说：父亲在被俘期间，曾被注射过疫苗，而后的日子里他的体温一直高于常人……和父亲一样的美军战俘之所以无故发烧、颤抖、夜里盗汗、爬虫般的脱皮、麻木，是由于731部队潜入到战俘营，以打预防针的名义将病菌注射到战俘体内。2003年的9月19日下午3时30分，朗格瑞在中国出示了美国政府开放性文件“战俘营给美军战俘注射鼠疫的英文证明”，他揭露说：“注射疫苗，证据在这里。”

  原美国战俘（编号968号）托马斯·乔治·雷格斯回忆：一天晚上他正在发高烧，忽冷忽热，一个日本医生侧身前来，要求乔治躺在床上，把一面镜子放在他的鼻孔下，稍后又把一个羽毛插入了他的鼻孔，乔治以为日本人是在检查他呼吸一类的事情。但自从那以后他高烧不止，病魔缠身，这一分钟感觉还很好，下一分钟忽然病发起来，开始是几个月，继而几年甚至更长。他去医院做过无数的试验和检查，医生都找不出他的病根。乔治身为6个子女的父亲，他的病菌多少传给了他的子女，影响了他（她）们的身体健康，从婴儿时期开始，他的两个女儿就得了甲状腺病，一个儿子患了关节炎。

  通过幸存战俘的回忆叙述，使我们不难发现731部队在战俘营中的“工作”有了感性的认识。表面上看731部队“医疗小组”到战俘营的目的是调查战俘死亡原因及改善战俘的健康情况，但是实际的“医疗工作”并不是真正的从战俘健康出发，对战俘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治病是不重要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当时的盟军战俘经历了残酷的战争、押运及在奉天战俘营的恶劣生存环境的折磨，生病是必然的，但是除了重症死亡的战俘，正常的情况下应该痊愈，尤其是如果进行对症的治疗的线部队对战俘的“医疗”给战俘的身体带来了终身的影响。

  被关押在“奉天俘虏收容所”的1000多名英、美等国家的战俘，经过战争的考验、死亡行军、死亡运输的折磨，在到达战俘营后，便开始大量的患病、死亡。如果日军真想给大批得病的盟军战俘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使他们身体健康起来的话，那么在沈阳即有属于地方的、在当时日本本土及其占领地所有医院中都名列前茅的“满洲医科大学”，又有隶属于军队的也就是柄泽十三夫住院治疗的“奉天陆军医院”能够给大家提供治疗。总之，在当时日军统治下的沈阳可完全做得到，就没有必要派731部队进驻战俘营。更何况731部队是进行细菌战的特种部队，不具有医疗的性质。况且，1943年初的二战局势，使731部队对于细菌战的研究与准备工作更加紧张。如果只是单纯为了给战俘治病，日军怎么会轻易动用这样一支部队去做一些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无足轻重的事，而更使人费解的是关东军以下达作战命令的方式派731部队进驻战俘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美国战略情报局制定了一项代号为“火烈鸟行动”的任务，这项任务的目的是解放被关押在中国东北的美国战俘。关于这项任务的文件上明确说明，战略情报局成员在战争胜利那天只要一接到通知就马上飞往哈尔滨解救美国和其他盟军战俘。这项命令特别值得人注意的地方是在哈尔滨并没有盟军战俘营，最近的一所战俘营是沈阳战俘营。由此可见，当时的美国政府及作战部门都有考虑到731部队可能利用盟军战俘进行细菌试验。美国情报机构知道日本人在哈尔滨附近进行着细菌实验，所以他们坚信应该有战俘在那。看起来他们去哈尔滨附近营救战俘好像并不是因为不清楚盟军战俘营在哪，而是他们坚信有些战俘已经被带到了哈尔滨成了细菌部队的实验品。

  战后的1946年，美国《星级太平洋星条报》《》美国等相继报道了石井部队利用盟军战俘做生物武器细菌实验的事情。

  1947年8月，一份美国政府档案资料表明：“目前有一种可能，在奉天附近有苏军成立的独立调查组已经发现日军用美军战俘进行活体细菌实验的证据，并且许多美军战俘因此失去了他们的生命。此外，这些证据很可能已被苏联运用在对日本战俘的法律审判当中。”

  1956年3月，美国联邦调查局一份备忘录中记载：“国防部特别行动办公室JamesKelleher先生在美军占领日本后进一步证实了该结果，他认定日本人在1943-1944年在满洲把美军战俘用作细菌实验，美军战俘无疑成为受害者……相关方面的资料被视为高度敏感并严控。”

  1980年后，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出版后，利用盟军战俘做实验的问题再次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他说：“受害人大多数是中国人、朝鲜人以及俄罗斯人，但是从各方面资料来源中可以得知受害者也包括英国人、荷兰人、澳大利亚人、新西兰人和美国人。”

  （参考档案资料：美国国家档案馆藏解密文件《奉天战俘的经历》《奉天战俘报告（2月报告）———防治流行病临时小组工作情况汇报》《昭和二十年度—俘虏人名簿—监视情报系》；《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日）西里扶甬子：《生物战部队七三一》，草根出版社，2002年；（美）丹尼尔·巴伦布莱特著《人性的瘟疫》哈波克里出版社2003年。）